最近，母亲夜里越来越频繁地做噩梦。有时候我正在熟睡，会突然被她房间里传来的凄厉喊叫惊醒。那不是普通的梦呓，也不是人在睡梦中偶尔说几句话，而是一种真正处于极度恐惧中的惨叫，声音里有一种让人听了心惊的绝望。
有一天夜里，我又被她的叫声惊醒，赶紧跑进房间。她仍然闭着眼睛，完全不知道我已经站到了她身边，还在自己的梦境中惊恐地问：“你是鬼吗？你是鬼吗？你吓死我了。”
这些可怕的梦，并不是她到了九十多岁才突然出现的。它们其实已经跟随了她将近一生。
母亲四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1932年，我的姥爷在上海海关执行缉私任务时被走私犯枪杀。从此以后，一个年轻丧夫的女人和一个幼年丧父的女儿，在上海相依为命。
我的姥姥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女人。她聪明、美丽、叛逆，在民国初年就敢于突破宗教和家庭传统，追求自己的爱情。但一个敢于反抗时代的女人，却未必懂得怎样表达爱，也未必知道怎样把自己没有得到过的温柔给予自己的孩子。姥姥自己幼年丧母，后来又青年丧夫，她身上或许也积聚着那个时代无法表达的创伤、愤怒与失落，而这些没有得到处理的情绪，最终有一部分落到了我母亲身上。
母亲从小就很怕姥姥。那并不仅仅是一个孩子对严厉母亲的普通害怕，而是一种在她成年以后仍然留在身体里的恐惧。即使后来经历过战争、政治运动、文革、干校和各种人生风暴，她自己仍然告诉我，她这一辈子最“怵”的人，始终是自己的母亲。姥姥的冷漠、愤怒、控制，以及两个人长期无法化解的母女冲突，在母亲心里留下了一道很深的伤痕。
前些时候，她告诉我，自己经常梦见已经去世多年的母亲。有时候梦见母亲要杀她，有时候竟然梦见母亲就躺在自己身边，一转头就在那里，把她吓得魂不附体。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恐惧并不是到了晚年才突然出现。上世纪五十年代，母亲和我父亲结婚以后，也曾经连续两三年经常从噩梦中惊叫醒来，而梦里的对象常常仍然是自己的母亲。
每一次，我父亲都会把她轻轻摇醒，对她说：“你已经不跟你妈在一起了，现在是跟我在一起，不要怕。”就是这样一句看似简单的话，伴随着几年稳定的婚姻生活，母亲的噩梦竟然慢慢减少，后来终于平静下来。
今天再回头看，我才越来越意识到，父亲当年无意之中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给了母亲童年时代始终缺乏的一种安全感。他其实不是简单地告诉她“你妈不在这里”，而是在一次又一次帮助她建立一个新的现实：过去那个让你害怕的世界已经结束了，你现在不是那个孤立无援的小女孩，你身边有一个可靠的人，你是安全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越来越不愿意把母亲晚年的噩梦简单理解成“老糊涂”。她的梦显然有一条延续了近一生的情感线索。年轻时害怕母亲，结婚以后仍然梦见母亲，丈夫给予的安全感让梦魇逐渐消失，而到了九十多岁、身体和记忆都开始明显衰退以后，那个已经平息了几十年的恐惧竟然又重新出现。
可是，母亲一生的创伤远远不止母女关系。前一阵子，她和我先生谈起年轻时候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参加思想改造的经历，忽然说了一句：“你不知道，那是一段多么痛苦的时光。”
几十年过去，她已经九十多岁，可是那七个月留给她的记忆，显然从来没有真正消失。
母亲从小在上海的美国教会学校接受西式教育。她喜欢唱英文歌曲，也会弹钢琴。那些歌曲、音乐以及她在上海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文化，本来只是一个少女自然形成的兴趣，也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可是思想改造开始以后，这些东西突然被重新定义成需要反省、检查甚至摒除的“旧思想”。她必须不断回顾自己的过去，检讨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兴趣，为什么认识这些人，为什么曾经产生过某些想法。
她告诉我们，有一次自己无意间唱了一首从小熟悉的英文歌，被领导听见以后受到严厉批评。从那以后，她开始告诉自己，任何英文都不能再随便脱口而出，任何一句话都必须经过大脑检查以后才能说出来。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她都必须先在心里过一遍：这样想对不对？这样说是不是符合正确思想？组织上会不会认为有问题？
慢慢地，原本存在于外部的审查进入了一个人的内心，一个人开始成为自己的审查者。
更残酷的是，当年的母亲其实非常单纯，也非常真诚。思想改造要求她交代自己的过去，她便真的把自己认识过的人一个个写出来，包括同学、朋友、初恋、曾经追求过她的人，甚至一些早已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她的生活其实很简单，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秘密，可是她相信，既然要求坦白，就应该诚实地把自己交代清楚。
她没有想到，那些由自己亲手写下来的材料，后来竟然一次又一次被翻出来，在之后的政治运动中成为调查她、批判她甚至攻击她的依据。一个年轻人原本相信，只要自己真诚，就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是后来她发现，恰恰是自己的坦白，成为别人反复使用的武器。
这种伤害远远超过一次政治运动本身。它最终改变的是一个人对世界最基本的信任。她开始知道，话不能随便说，思想不能随便表达，过去不能随便承认，甚至诚实本身也未必安全。小时候，她学会观察母亲的脸色；成年以后，她开始观察时代的脸色；再后来，她甚至连自己的思想都必须时时观察。
如果说姥姥带给母亲的是一种来自最亲密关系中的恐惧，那么后来几十年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带给她的，则是另一种性质不同却同样深刻的心理伤害。前一种让她知道，最亲近的人也可能让我害怕；后一种则让她知道，连自己的思想和语言都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两种经验最后汇聚成了一种贯穿她人生的心理本能：必须小心。
我原来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历史留下来的恐惧会在人生命最后阶段重新出现。直到我想起叔叔胡思生去世前最后几个月的情形，我才突然发现，母亲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
叔叔晚年记忆也开始有些混乱。在生命最后几个月，他经常觉得有人要来找他，要把他带走，要抓他去批斗。他会因此陷入极度的恐惧，拼命呼喊，希望有人能够救他。那些政治运动、文革和批斗已经过去几十年，可是在他的晚年意识中，它们仿佛突然又重新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
可是叔叔的一生也不仅仅有恐惧。改革开放以后，他成为一名很有名的记者，在事业最好的年代写过许多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曾经采访国家领导人以及名人和明星，也受邀参加各种重要会议，在公众生活中重新获得了尊严和成功感。
叔叔的女儿后来想出了一个非常聪明又温柔的办法。当叔叔惊恐地说：“有人要来找我，他们是不是要抓我去批斗？”她不再和父亲争辩“没有这回事，你想错了”，而是顺着他的世界告诉他：“爸爸，他们不是来抓你的，是来采访你的。你现在是大记者，人家知道你很有名，都想来采访你。”
叔叔一听，整个人马上变了。他会高兴起来，说：“是吗？他们要采访我？”然后开始想着换衣服、打扮自己，准备接受采访。
同样是“有人来找我”，在他的恐惧记忆里意味着抓捕、羞辱和批斗；经过女儿轻轻的一句话，却重新连接到人生另外一段同样真实的记忆：因为我有成就，因为我是记者，所以有人来采访我。
他的女儿并没有篡改父亲的历史，只是从父亲漫长的一生中，把另一段同样真实的记忆带回来了。她没有让父亲继续停留在生命最黑暗的年月，而是把他带回到了自己最有尊严、最成功的时代。
后来我再想到父亲当年安慰母亲的方式，才突然发现这两件事情竟然如此相似。年轻的时候，母亲从梦中惨叫醒来，我父亲告诉她：“你已经不跟你妈在一起了，现在跟我在一起。”生命最后的时候，叔叔害怕有人来抓他，他的女儿告诉他：“不是来抓你的，是来采访你的。”
他们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把一个已经陷入过去恐惧中的人，从那个年代重新带回一个安全的世界。
这也让我重新理解母亲现在的很多变化。九十五岁那年，她在家中关窗时摔倒，右臂受伤，经历急诊、疗养院，回来以后开始长期使用助行器。身体上的衰弱仿佛突然让她老了很多，记忆也越来越容易丢失。一个原来能够自己掌控生活的人，开始越来越依赖别人，而这种失去控制的感觉，对于一个年轻时候长期生活在不安全感中的人来说，也许本身就会再次唤醒深处的恐惧。
与此同时，高龄以后大脑和睡眠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记忆能力下降，睡眠变浅，梦境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有时不再像年轻时那么清晰，那些年轻时能够依靠理性、工作、家庭责任和生活秩序调节和控制的恐惧，在高龄以后可能重新变得活跃。因此，现在母亲夜里的尖叫很可能既有心理创伤的背景，也有极高龄以后睡眠和神经系统变化的参与。我们不能单纯把它解释成PTSD，更不能把它简单说成“老糊涂”，而应该同时从心理和医学两个方向理解。
但是从她梦境的内容来看，一条线索却非常清楚。她最恐惧的人仍然是自己的母亲，而她最想接近的人，却是早早去世的丈夫。她有时候梦见姥姥就在自己身边，近得让她惊恐万分；她也常常梦见我的父亲，却总是隔着一层雾、一层纱。父亲好像在前面一晃而过，她在后面不停追赶，一边追，一边叫他的名字，可是永远追不上，也看不清他的脸。
我不愿意武断地解释梦的象征意义，可是放进母亲整个人生来看，这幅画面有一种令人难过的情感逻辑：她一生最害怕的人，总是在梦里离她太近；而她一生最想依靠的那个人，却永远隔着一层纱。一个太近，一个太远。
也正因为如此，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对这样的老人来说，晚年的照顾绝不仅仅是吃饭、洗澡、量血压和帮助走路，我们还必须知道，他们的一生到底经历过什么。
当母亲莫名其妙地焦虑，担心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扔掉，我不应该只觉得她越来越固执。对于一个年轻时候曾经不断失去控制、必须反复交代自己的人来说，现在能够决定一件衣服放在哪里、一个盒子能不能留下，也许就是她仅存的一点自主和安全感。
当她夜里惊恐地惨叫，我也未必需要马上追问她：“是不是又梦见姥姥了？”有时候真正重要的，不是让她重新进入恐惧，而是把她带到生命里那些安全的地方。她喜欢过英文歌，就让她听听年轻时候喜欢的歌；她会弹钢琴，就和她谈小时候学琴的事情；她思念父亲，就看看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谈谈那个曾经一遍遍把她从噩梦里叫醒的人。
甚至我想，有一句话应该经常告诉她：“妈妈，现在没有人要求你交代什么了。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错也没有关系，没有人会批评你。”
因为七十多年前，她曾经被要求不停地检查自己的思想；到了九十七岁，我希望她终于可以不再检查自己。
2023年秋天，母亲九十五岁的时候，我开始录制她的口述历史。最开始，我只是害怕有一天她突然离开，而我还有太多问题没有问，太多声音没有留下。可是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口述历史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保存家族资料。
她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被要求不断“讲述自己的过去”。可那时候的讲述带着审查和检讨的意味，她要交代、批判、证明自己，还要反复判断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今天完全不同。今天她讲过去，不是因为有人要审问她，而是因为有人真正想听她；不是为了寻找她的问题，而是为了保存她的一生。
过去，她的语言曾经可能成为攻击她的材料；今天，她的语言成为她生命存在过的证据。过去，她说一句话之前，要在头脑里反复过滤；今天，我希望她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记得什么就讲什么，哪怕说错了、记混了，也没有关系。
口述历史因此慢慢具有了另外一种意义，让母亲重新成为自己人生的叙述者。那些过去只能以恐惧、沉默、梦境甚至身体记忆存在的东西，开始一点点变成可以被说出来、被听见、被理解的故事。她不再只是那个被家庭命运和时代推着向前走的人，而重新成为一个可以回望自己、解释自己，并重新赋予自己一生意义的人。
其实，《浮生上海》已经完成过一次这样的疗愈。母亲读完那本书以后曾经告诉我：“我现在理解我妈当年的痛苦了，我不再恨她了。”那本书让她在理智和情感上与自己的母亲完成了一次迟来的和解。可是现在我越来越明白，人的理智可以原谅，身体却未必能够立即忘记。她已经不再恨姥姥，可是九十多年以前形成的恐惧仍然可能存在于身体和梦境里，在生命晚期重新浮现。
而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另一种和解。从小，我就非常怕母亲，甚至把她当成自己生命中的对立面。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她有时表现出来的严厉、控制、焦虑和伤害，并不完全来自她个人，而是在无意识地重复上一代留给她的方式。姥姥把自己没有处理完的创伤留给了母亲，母亲又把其中的一部分带到了我这里。直到我开始真正理解她的一生，我才意识到，这种传递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继续下去。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思考另外一个更加沉重的问题：一个时代给人的心灵造成的伤害，究竟需要多少年才能真正过去？
心理学和社会学中有一个概念叫作“代际创伤”或“跨代创伤”。关于战争、种族灭绝、政治迫害以及大规模社会灾难的研究发现，一代人经历的巨大创伤，并不一定随着亲历者老去或者死亡而彻底结束。它可能通过家庭关系、养育方式、沉默、恐惧、羞耻、对危险的高度警觉，以及一些无意识的行为模式继续影响下一代，甚至第三代。
德国社会学家、传记研究学者Gabriele Rosenthal曾以《大屠杀在三代人的生命中》为题，研究纳粹大屠杀如何进入幸存者家庭以及第二代、第三代的生命叙事。她的研究并不是说创伤到了第三代就一定会消失，而是在提醒我们：巨大的历史创伤可以跨越亲历者的一生，继续存在于后代的家庭关系、记忆和叙事之中。
历史事件结束的时间，与人的心理真正走出那段历史的时间，从来不是同一回事。一个时代可以宣布某场运动结束，一份文件可以为一个历史阶段画上句号，可是人的神经系统并不会因此重新启动。一个曾经长期害怕被抓、被批斗、被审查的人，即使几十年以后已经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身体仍然可能保存着当年的警觉；一个曾经因为说错一句话而受到惩罚的人，也可能用几十年的时间继续检查自己的语言；一个曾经在最亲密关系中受到伤害的孩子，即使到了九十多岁，仍然可能在梦里重新变成那个惊恐无助的小女孩。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开始重新理解为什么人类经历巨大灾难以后，总要建立纪念碑、纪念馆，设立纪念日，举行公开的悼念仪式。
过去我以为纪念碑主要是为了保存历史。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它还有另外一种意义：为一个社会的创伤提供了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一个人失去亲人以后，为什么要举行葬礼？并不是因为一场葬礼可以消除悲伤，而是因为死亡需要被承认，失去需要被看见，活着的人需要有一个地方哭泣，也需要有人与他们共同承认：这个人曾经存在，现在他离开了。
一个民族其实也是如此。如果一次巨大的历史创伤没有得到充分的讲述，没有公开而持续的哀悼空间，没有让受害者获得应有的承认，那么那些没有完成的哀伤很容易退回家庭内部。父母不愿意说，孩子不知道发生过什么，却能够感受到父母身上的恐惧、沉默、警觉、愤怒和控制。于是，一段没有得到公共安放的历史，会以另外的方式继续生活在家庭之中，进入婚姻，进入亲子关系，进入一个家庭对于危险的理解，也进入下一代对于世界的态度。有时候，它甚至会进入一个人的梦。
想到这里，我无法不想到中国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无数家庭在那些年月中经历过批斗、迫害、分离、死亡以及长期的恐惧。几十年过去，亲历者正在迅速老去，其中许多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对于这些历史给个人生命造成的伤害，我们能够公开纪念、共同哀悼和充分讲述的空间仍然非常有限。
当一个社会缺少这样的公共空间，许多人的痛苦最终只能回到家庭内部，由每一个家庭自己保存、自己解释、自己消化。
也许叔叔生命最后几个月不断出现的恐惧，就是这样一段私人保存的历史。曾经的政治运动早已过去，可是在他的意识逐渐混乱以后，最先回来的竟然还是那些关于抓捕和批斗的记忆。他害怕有人来把自己带走，害怕那个早已消失的世界重新降临。
而母亲的梦更加复杂。她的恐惧既来自自己的家庭，也来自后来经历的时代。童年时期，她害怕自己的母亲；青年时期，她又经历思想改造，学会检查自己的语言、思想和过去。一个来自家庭的创伤，一个来自时代的创伤，在她漫长的一生中交织在一起。到了九十七岁，当身体越来越衰弱、记忆越来越模糊，那些曾经得到控制和安抚的恐惧，又开始在梦里重新出现。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简单地说，叔叔和母亲晚年的所有症状都是政治运动造成的。高龄以后出现的认知变化、睡眠障碍和神经系统衰老，同样需要医学上的解释和治疗。但是，他们梦境中反复出现的内容至少提醒了我：有些历史对于历史书已经结束，对于一个人的神经系统却未必真正结束。
也许这正是纪念真正的意义。纪念不是为了让一个民族永远生活在仇恨之中。恰恰相反，纪念是为了让仇恨、恐惧和哀伤最终有机会成为过去。当死者被命名，当受害者被承认，当幸存者能够公开讲述，当一个社会终于能够共同说出“这件事情发生过，这些人受到过伤害”，个人就不必再用自己余下的一生反复证明自己的痛苦。
一座纪念碑当然不能治疗PTSD，一座纪念馆也不能让一个民族所有的伤口自动愈合。但是它至少能够告诉那些曾经受伤的人：你的记忆有地方安放，你的亲人没有被忘记，你经历过的一切不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纪念碑给创伤一个位置。
而当一个社会没有这样的地方时，家庭有时候就不得不成为那个小小的纪念馆。现在回头看，我忽然觉得，这些年来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也许正是如此。我写《浮生上海》，记录姥姥与母亲在上海的往事；母亲九十五岁以后，我又开始录制她的口述历史，把她仍然能够记住的故事一点一点保存下来。最初我只是害怕有一天失去母亲以后留下遗憾，可是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我保存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记忆，也是在替这个家庭建立一座没有石头的纪念碑。
也许这正是代际创伤真正可能发生改变的地方。历史能够跨越几代留下伤痕，理解同样可以跨越几代发生作用；恐惧可以被传递，安全感也可以被传递；沉默可以成为一种遗产，而讲述、理解和宽恕，同样可以成为另一种遗产。
今年，母亲已经九十八岁了，但噩梦依旧持续。当我坐在她床边，把一个在梦里惊恐尖叫的老人轻轻叫醒，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这个家庭延续了几代人的某些东西，也许正在这里慢慢改变方向。
姥姥没有机会真正疗愈自己的创伤，于是其中的一部分落到了母亲身上；母亲背负着家庭留下的伤痛，又经历了思想改造、政治运动以及一个时代加诸于她的长期恐惧；而到了我这里，我希望通过理解、写作、口述历史和陪伴，让这些伤痛不再原封不动地进入下一代。
我们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历史，也无法替父母重新度过一次人生。但是至少，在他们生命最后的年月里，我们可以让他们知道，他们经历过的一切有人相信，他们承受过的痛苦有人理解，他们失去过的一切有人记得。那些年轻时不能自由说出来的话，今天终于可以不经过审查，不需要检讨，也不需要证明什么，就这样被说出来。也许，这就是一个普通家庭所能够完成的最微小的历史修复。
我曾经以为纪念碑必须由石头筑成。到了今天我才慢慢明白，它也可以是一部书、一段影像、一份口述历史；也可以只是一个女儿在深夜听见母亲的惨叫以后，走到她的床边，握住她的手，把她从那个早已过去、却仍然存在于梦中的世界里轻轻叫回来。
几十年前，父亲也是这样把她从噩梦中叫醒，告诉她：“你已经不跟你妈在一起了，现在跟我在一起，不要怕。”
几十年以后，父亲已经不在了。我似乎从他手里接过了这句话。“妈妈，已经过去了。你现在安全了，我们都在。”
如果一个时代没有替她建立纪念碑，那么至少，我愿意替母亲留下一座。不是为了让她永远停留在伤痛里，而是为了让那些漂泊了近一个世纪、直到今天仍然会在梦里回来的伤痛，终于有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