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緣分
我覺得人與人之間的很多交往都是一個緣分，我自己與王渝之間就有一種隱隱約約的牽連，可以說緣分，也可以說奇特的巧合。比如，她一九六二年從台灣來美國讀書，而那年年底我卻正好在北京出生。不能不說，一九六二年對我們兩人的重要性。王渝來美國第一個落腳的城市就是紐約，最喜歡的城市也是紐約；而紐約也是我來美國第一個落腳的城市，它從中學起就在我的頭腦中呼喚著我，直到我一九八八年踏進這個城市，從此成為我的最愛。
八○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王渝作為《美洲華僑日報》副刊主編，在副刊上首發了中國年輕作家徐星的《無主題變奏》。後來，徐星就是因為此篇小說的發表，從一個北京烤鴨店的工人一躍成為著名作家和作協會員，而他則是我在八○年代結識的作家好友。好到什麼程度呢？我跟他老婆是姐們，那時我和另一對夫妻作家朋友以及徐星夫妻常常混在一起，幾乎每個星期都見面。
西單民主牆期間，王渝正好在北京，便跑到西單那裡用傻瓜相機拍了很多照片，後來在香港報紙上發表了獨家的系列報導，成為首位報導西單民主牆的中文記者。當時，我正在北京上中學，也違反學校的禁令，偷偷跑到西單民主牆那兒看大字報、讀傳單、聽演講，對那幾天的事件記憶猶新。因此，王渝講述這些往事的時候，我總有身臨其境的感覺，完全沒有時代的隔閡，覺得她描述的一切均順理成章。
我第一次聽說王渝的名字，來自於藝術家石村。石村一九九六年告訴我說，他一九八七年來美國後拿到的第一筆稿費就是來自《美洲華僑日報》，副刊主編王渝在副刊上發表了他的幾首詩歌。對於一個二十出頭，剛到紐約落足的年輕詩人和藝術家來說，這件事深刻得可以記一輩子。對我來說，王渝的名字也從此印在了我的腦海，一印就是二十年。
二○一七年夏天，王渝的散文集《碰上的緣分》在紐約皇后區法拉盛圖書館的新書發表會上發表。那天小小的發表會被聽眾擠滿了，我只好站在最後排的人縫中聽她介紹創作經過。穿著印花長裙、看不出實際年齡的王渝剛一上台，我就被她的謙卑和幽默吸引住了。有些人似乎從來沒有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老去，他們永遠保持著初心，對周邊的新鮮事物充滿了好奇心，因此，年齡對他們來說不是歲月的痕跡，而是人生經驗的積累。王渝可以說文如其人，言也如其人，風趣幽默，讓我多次偷偷忍不住笑。
雖然我初次見到王渝，但這個名字在我的腦海深處已經隱藏了二十年，見到她本人的時候，名字再次浮現出來，我覺得她似乎就是一個早已相識的老熟人，只是我從來沒有想到她的幽默這一面。發表會後的簽售開始時，我從人群後面好不容易擠到她的身邊，請她給我剛買的兩本書簽名。當我告訴她，第二本書是給石村簽名的時候，她忽然驚訝地抬頭望著我問：「石村？小石村！」我也愣住了。說實話，我的第一反應就是她記性可真好啊，還記著二十年前的一個年輕詩人，甚至還叫他小石村，說明當時他們的關係應該很緊密。我從石村那裡多次聽他提起，八○年代末期到九○年代初期，他與一幫來自台灣和中國國內藝術家及詩人們混在一起的日子，說起過與他關係不錯的詩人嚴力和王渝，因此我對他們兩個的印象都非常深刻。
聽到王渝問我石村在哪裡的同時，她直著脖子向人群外面叫去：「嚴力，我找到小石村了。」發表會上發過言的嚴力那時已經走了，而埋頭簽書的王渝還渾然不知。被她那麼一叫，我再次嚇了一跳，覺得她這個人好直接啊！同時，「小石村」這個名字聽來，似乎代表了一個已經逝去但並沒有被忘記的年代，我心裡頓時激起了幾圈漣漪。
二○一八年，我的中短篇小說也在法拉盛圖書館舉行新書發表會，新世紀出版社的社長洪君植說要請王渝來打書。我心裡沒底，覺得她那麼一個大名鼎鼎的作家，不會給一個初出茅廬卻並不年輕的「小作家」打書吧。我這個人在某些事情上非常自卑，比如投稿和打書什麼的都是我的弱項，更不用說請人打書了。沒想到，王渝一口答應。原來我以為，她就是到發表會上客氣地講一講，點到為止。沒想到，她把整本書都看了一遍，還把各種錯誤都標示出來，讓我們修改。發言的時候，她一開口講述書中北京的某個場景，我就知道，她是懂我的。那一瞬間，我的心都被她揉軟了。
七月，我參加一個活動的時候又遇到王渝，她拉著我的手說，下次妳可以再叫我給你打書。我的心被她溫暖了，瞬間都說不出話來。因為我曾經想為我的新書找她打書，但聽其他女作家說她也要請王渝打書，我又退縮了，不想她太累著。畢竟，想請她的人在門口都排上了隊，她根本就沒有時間。在這個活動中，主持人請王渝講兩句話，她上來就說：「我編輯的《僑報》副刊這期刊登紐約桃花的小說，寫得很棒。」我聽了不知道說什麼好，畢竟，王渝從人品到書品在我心中都是仰視級別的作家。在那一刻，我明白了為什麼她記得住石村的名字，為什麼那麼多的詩人和小說家甚至藝術家提起王渝來，都馬上放下各自內心的驕傲，對她讚不絕口。
還在二○一八年的時候，我曾冒昧地想採訪一下王渝，聽她聊聊過去的往事，以及她一生中認識的作家和藝術家。王渝一口答應。於是，我們安排了多次的會面。原來，我覺得寫一個人應該不難，沒想到，碰上王渝，這篇採訪文章就成了「老大難」。我雖然寫了上萬字，但一直找不到一個切入點，就放下了，因為我覺得王渝這樣的人不能隨便寫，要寫就要寫出她的本質，她的個性。
之後在一場新書發表會上，我驚訝地看到王渝也來了，她安靜地坐在後排，只向我揮了揮手。看到她一貫溫和謙卑的態度和樣子，我的心再次被感動。她儘管看上去根本都不像她的實際年齡，但畢竟是前輩了。如此酷暑的日子，冒著炎熱趕來，我相信她就是來傾力支持我，給我文學上的信心。
王渝給我發了一個微信，說：「剛剛地鐵站台階上常坐著的一個亞裔老乞丐起身向我走過來。我忙開皮包找零錢。他竟然不是討錢，而是拿了一個新皮包要塞給我，嘴裡嘰咕道『給你的禮物。』我連忙謝謝他，告訴他我有了，請他送別人。他堅持要給我，好在此時有人遞錢給他。我乘機溜走。後來，我越想越有意思。這可是第一次乞丐要送我禮物啊！人生一次新經驗。」
不知為什麼，我忽然想到也許這是上帝藉著老乞丐的手給王渝一個禮物呢！記得美國暢銷小說家弗．福賽斯（Frederick Forsyth）曾說過：「仁慈的無所不能的創世主把我們放生到這個世界上來，是讓我們互相幫助的。」拿這個在助人方面樂此不疲的王渝來說，我相信上帝是愛王渝的，也相信我和王渝的緣分是上帝這個創世主早就安排在我們人生的道路上，等著我們自己相遇而驚喜呢！
一、王渝的客廳——紐約皇后區
王渝住在皇后區的一個不太容易找到的小區裡。我去過她家幾次，到了她家附近仍然會短暫迷路。據說，王渝是一個容易讓人迷路的人，凡是開車接送過她的人，只要她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上，司機都容易迷路。
王渝的家與她書裡描述的那個丟三落四的「馬大哈」個性並不相符，整整齊齊的，就是亂的部分也是作家獨特的亂，到處都是雜誌和書，估計別人送的多。
王渝在家裡活動的空間除了臥室之外，就是客廳和餐廳部分。我們每次來都不喜歡坐客廳，寧願坐在陽光充沛的餐桌邊上，一邊吃著王渝端上來的各種糖果和茶，一邊聊天。王渝還保持著老派文人的那種生活方式，客人來了，先端上各種茶點，讓大家隨便聊。第一次看她居然端著一碟糖果放到餐桌上，我心裡忍不住笑，彷彿又回到了小時候。
在書架上看到王渝年輕時的一張照片，她青春靚麗，梳著短髮，嘴裡叼著一根煙，典型青春反叛期的那種標新立異的做法。一種熟悉感掠過心頭，知識分子家的孩子最典型的反叛不過就是叼根煙，骨子裡已經覺得很不淑女了，與自己的家教相隔甚遠。我相信，那個時期的王渝是她心目中最喜歡的自己，男孩子的氣質，單純的內心，充滿著與時代不相符合的夢想。
於是，我們的談話就從那裡開始了。
（一）台北武昌街「明星」咖啡館
大學時期的王渝最喜歡混的地方，就是台北武昌街「明星」咖啡館前周夢蝶的書攤，在那個攤子上，她認識了擺書攤的周夢蝶，因此認識了一群當過兵的青年詩人。要知道，當年的「明星」咖啡館與周夢蝶的書攤在台北文學圈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當時，台北現代詩歌風起雲湧，周夢蝶的書攤成為台北新詩人的聚集地。那時我們那批寫詩朋友最窮，沒錢進「明星」坐。餓了或到對街小攤子買幾個滷蛋分吃，或到「明星」買一包隔夜麵包亂啃。白先勇他們都是大學生，家境好可以進去花費。我的家境雖然和他們一樣屬於很好，但是我的詩友全是窮的，我就跟他們一起享受窮。我們和他們屬於「明星」內外的兩種群體，又同時都屬於熱衷現代文學。
大家先在周夢蝶的書攤旁相聚，然後一起到「明星」喝咖啡。因為周夢蝶的書攤，吸引了更多的文人到明星咖啡館。當時，白先勇主編的《現代文學》一行人，就常常把賣不出去的雜誌一摞摞拿到周夢蝶的書攤上去，然後大家到「明星」喝咖啡，渡過一個文學的下午。有些雜誌的編輯甚至把「明星」變成了辦公室，在那裡校稿、送稿和聯繫。至今，提到「明星」咖啡館，台灣文人們就會想到包括王渝在內的那幫子新詩人，如羊令野、彭邦楨、楚戈、一夫、羅英、辛鬱、許世旭、管管等。
關於與周夢蝶的相遇，王渝自己寫道：有天我到「明星」咖啡館買一種軟糖，出來發現門口有個書攤，攤子上放的全是詩集。我興奮的不得了，這本看看，那本看看。後來選了吳望堯，還有另外兩個人的詩。我準備付錢時，才發現書攤旁邊坐了一個奇怪的老頭。他抿著嘴對我笑。我問他多少錢，他說了個數目，我聽了大叫：「怎麼這麼便宜？」就這樣我們開始談起詩，越談越開心。一步就成了忘年交。第二天我便帶了好友洛冰來書攤。她要買吳望堯的詩集，因為她正迷上吳望堯的詩。
現今的周夢蝶已被譽為台灣著名詩人及文學家，而王渝時代的周夢蝶不過就是一個擺書攤的退伍詩人，無家可歸，每天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書攤上。明星咖啡館對周夢蝶很好，每天打烊後都讓周夢蝶把書攤上的書留在咖啡館裡，這樣省了周夢蝶不少事。
王渝一直覺得無家可歸的周夢蝶可憐，雖然身為學生，她也沒有多少零用錢，但卻常常買滷蛋以及明星咖啡館裡價格相對便宜的隔夜麵包給周夢蝶吃。看到王渝也寫詩愛詩，周夢蝶就介紹了一大批後來成為她好朋友的軍系詩人給她。擺書攤前，周夢蝶已在《中央日報》等發表過詩歌，並加入了藍星詩社，但尚無任何名氣。後來，周夢蝶便靠擺書攤為生，專門賣詩集和文哲書籍。周夢蝶介紹給王渝的這幫年輕的「小兵詩人」對王渝的影響很大，他們坎坷的身世、底層軍旅生涯的鬱悶、捉襟見肘的生活都讓他們的詩充滿了對人生不同的見解和張力。相對這些年輕士兵詩人以軍營為家的苦悶生活，王渝家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典型生活便顯得過份的安逸舒適，因此他們的一切對王渝更加充滿吸引力。
她常常帶著楚戈去吃牛肉麵，與年輕的詩人葉珊（楊牧）一見如故。據說，楊牧就是王渝的初戀情人，與王渝感情深厚。後來，過了很多年，王渝在布拉格出席國際筆會，見到余光中，他的第一句話是「妳怎麼沒跟葉珊結婚？」
回想起當年他們在一起渡過的年輕美好時光的各種細節，王渝臉上禁不住浮現出微笑，彷彿又回到了當年。她記得他們那一幫年輕的詩人，像楚戈、羅英、辛鬱、秦松、張拓蕪、曹陽、趙一夫、瘂弦、鄭愁予等等常常在一起做「咖啡館的游牧民族」。沒錢的時候，他們就會去找在中學當美術老師的畫家秦松，秦松就請他們去吃包子。而他們之中，當時最有錢的算是鄭愁予，當時在基隆港務局工作的他常常會請這幫人去小吃攤上吃小吃。
說起鄭愁予，也蠻好玩的，他常常請王渝到攤子上吃飯，口袋裡沒錢的時候，居然還去借錢。王渝居然也無所謂，糊里糊塗地等著鄭愁予借錢回來買東西吃。我問她：「鄭愁予是不是當時喜歡妳？」「他一直是這樣的啦，真正只愛梅芳，他後來的妻子」，王渝微笑地不置可否。這就是典型的王渝，你休想從她的嘴裡聽到任何人的不好。
有一次，王渝與羅英、楚戈等一幫朋友們一起去鄭愁予所在的港務局玩。王渝一眼就被港口一排排鋪在水面的圓木吸引，一大片像草坪一樣非常漂亮。於是，王渝就跑到了漂浮在水面像地毯一樣的圓木排上走了一圈。看到王渝這樣開心，其他人都跟著紛紛走上圓木。沒想到人一多，圓木吃不住勁，便開始浮動，於是，好多人都像餃子一樣撲通撲通掉進水里。這時，王渝剛剛回到岸上，聽到後面的撲通聲趕緊回頭，就看到鄭愁予他們都在水裡掙扎，十分狼狽的樣子，王渝就忍不住大笑。那一次，所有的人都濕透了，不得不回到鄭愁予的宿舍輪流沖澡。只有王渝一個人一點事兒都沒有，渾身上下的衣服都是乾乾淨淨。隨著時光的久遠，很多往事都淡漠了，但唯有這件事成為了王渝和她的台灣詩人朋友們忘不了的往事，不管過了多少年，只要一提起來，大家都忍不住笑。
（二）余光中與《藍星》
其實，在遇到周夢蝶之前，王渝已經是年輕的女詩人。她在國立中興大學讀書時就熱衷寫詩。大學三年級寒假時，她參加了專門為大學生舉辦的「歲寒三友社」的現代詩講座，授課老師就是台灣著名詩人余光中。這個講座在東海大學舉行，參加的學員都住在東海大學的宿舍裡。余光中平易近人、風趣易懂的講座讓王渝獲益匪淺，給她打開了一扇通往現代詩的窗口，讓她認為原來高不可攀的現代詩其實不難接近。這個講座的作業就是寫詩，讓王渝想不到的是，她的作業居然被余光中選中，拿到他主辦的台灣當代詩歌翹楚地位的《藍星》詩刊上發表。
講座結束後，王渝回到了台北，還經常去余光中老師位於廈門街的家裡去，坐在他的客廳裡，聽高朋滿座的前輩詩人討論當代詩歌。余光中對王渝非常照顧，經常介紹台灣當代詩人的作品以及歐美當代詩歌作品給她，並在當代詩歌的寫作上對王渝不斷加以鼓勵和建議的同時，在他辦理的各種刊物上發表王渝的詩歌。對王渝來說，余光中是她在現代詩上的啟蒙人，引領她走上了詩人的道路。雖然，王渝後來認識了周夢蝶介紹的台灣最早崛起的青年詩人群，成了「明星咖啡館的游牧民族」，與余光中漸行漸遠，但她心中從來沒有忘記過是余光中帶她走上現代詩創作從而成為詩人的道路。
後來，余光中發表了一篇聲討新詩人的檄文〈幼稚的現代病〉，抨擊了台灣當代的新詩人，泛指他們「學會了『迷途的一代』（Lost Generation）那種否定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否定道德與社會的姿態；流動酒會，集體調情，自我放逐，作咖啡館的游牧民族，文化界的生番，生活的逃兵，而自命為現代，自命為反傳統」。當時，新詩人們都覺得余光中指的就是王渝他們這幫人，甚至就是王渝。從此，王渝他們這幫年輕人反而自詡為「咖啡館的游牧民族」。這批人後來都成為了台灣舉足輕重的當代詩人，創造了台灣當代詩歌的新浪潮。
作為他們中間的一員，王渝見證了大家在詩歌上的崛起，以及後來的生活軌跡。他們年輕時的交往，隨著王渝在六○年代初期去美國留學而告一段落。雖然，他們每個人以後人生道路和機遇大不相同，但早期創新台灣當代詩歌的難忘時光，卻讓他們一直終身為友，幾十年不變。
（三）經歷南京、台北與紐約
二○一八年秋天的一個明媚日子，我坐在王渝的客廳裡，秋日陽光從陽台的落地長窗外傾瀉湧入，鋪灑在客廳的餐桌上，將王渝的臉龐映照得黃燦燦的，如同向日葵一樣。我說，妳坐著，我給妳拍兩張照片，王渝便坐好，老老實實地讓我拍照。當年那個年輕反叛的王渝，已隨著時代的流逝離我遠去，取而代之的則是這個面帶微笑，容貌寧靜平和的鄰家女人，好像她隨口說出的那些往事都是別人的故事似的，讓你難以想像她的人生曾是如此風雲變幻、多姿多采。
認識王渝以來，我從來都是被她的和善吸引，每次都會跟她拍張自拍。有一次王渝告訴我說，她的一個朋友看到了我發給她的我們自拍合影，難以置信地說妳怎麼逆生長了。當然，王渝不知道我用的是美圖軟體，讓我倆看上去容光煥發，年輕了十幾歲。在這樣的嘻哈笑聲中，我從來都不覺得王渝在乎過去的經歷，或者把過去的經歷當回事兒。反而，那些歲月都沉澱成了眼前這個很有些年齡，但又感受不到年齡的紐約人的謙和誠實的態度所修成的祥和面貌。
王渝是一個低調的人，如果她不講起過去的往事，不打開她的相冊翻給你看，你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她曾經也是時代的風雲人物之一，與很多曾經馳騁台灣、香港、大陸兩岸三地的文化名人都是多年的知己，他們之中的有些人其實就是因為王渝的識才和惜才，才被廣大讀者熟知。在華語文壇上，王渝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人物，尤其，她本人的經歷宛若跨越了幾個歷史與文化大時代的縮影，彰顯出每一個時代的不朽與沉重。
王渝出生在民國時期的重慶，小學五年級讀書時住在南京，一九四九年隨父母搬到台灣。她在台灣經歷了蔣介石白色恐怖時期，大學時結識了台灣崛起的第一批現代詩人，並成為他們的一員。一九六二年，王渝與先生到紐約讀書後，參與了台灣留學生發起的保釣運動，以及對台灣異見知識分子柏楊、李敖以及蘇東啟的聲援活動。七○年代中期擔當美國左派中文報紙《華僑日報》的副刊主編，廣泛發表了台灣和香港前衛作家和詩人的作品。中美建交後的一九七五年，王渝首次回到大陸，見識了後文革時代的中國社會以及劫後餘生的老作家巴金、沈從文、錢鍾書等人，王渝不僅在《華僑日報》副刊上發表他們的文章，還將他們的作品推薦到港台知名報紙雜誌上發表。八○年代的改革開放大潮帶來了文化的解禁和改變，結交了改革開放時期的星星畫展的畫家，以及傷痕文學的作家和詩人。
移居紐約的幾十年中，王渝親身經歷並帶動了美國華語文化從興起到旺盛的時期。因為她本身經歷不同文化和歷史時代，尤其是她的平易近人與自由自在的個性，使得她周邊多少年來匯聚了一群來自港台和中國國內各種各樣的藝術家、詩人和作家。從台灣五、六○年代崛起的現代詩人楚戈、紀弦、鄭愁予、余光中、洛夫、瘂弦，到中國七、八○年代改革開放之後崛起的文人王蒙、劉心武。當代詩人、作家與藝術家嚴力、北島、顧城、艾未未、查建英、陳丹青、張辛欣等一代人，都是王渝的朋友。木心的作品也是最先發表在她編的副刊上。
作為一個集兩岸三地幾個不同歷史時期以及文學時代的參與者和見證人，王渝本人就是一本內容精彩的當代文學、詩歌與藝術的資料書。幾次與她的見面和談話，不過翻開了這本書的淺淺幾頁，就讓我萌生了通過王渝這個時代所賦予的不同角色的詩人和作家，了解到她所經歷的那些不同尋常的歷史時期與人物的真實故事。
與王渝本人深談，恍惚有時空穿越的感覺。我們常常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階段和人物之間來回穿梭，探究構成他們各個不同的人生時期對他們個性所造成的影響，唏噓感嘆時代與人的不同磨難以及人生的種種無奈。好在王渝天生樂觀，不同的人、不同的故事通過她的講述，都變得非常可笑，讓我常常忍俊不禁。
王渝的人生大致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在中國重慶出生以及南京渡過的童年時期，在台灣成長讀書到大學畢業的青年時期，以及到美國求學工作後見證了兩岸三地文化變遷的時期。這三個階段裡面，經由時間和地點形成的歷史，對於她的文學生涯乃至人生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二、王渝的家——台北
（一）難忘大陸的親友
王渝成長在一個非常恩愛寬容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父母以寵愛孩子而名聲在外。王渝的父親王潞與母親是師生戀，兩人相差一定年齡，所以父親就稱呼母親為Miss Hello。王渝家的稱呼都很好玩，比如王渝稱呼妹妹為Merlin，四川話妹妹的意思，但聽起來有點像童話梅林的調調。
小時候王渝常常與妹妹打架，家裡是日本式的房子，門窗都是日本式的米紙糊的。王渝和妹妹打架的時候，她一腳踹過去，妹妹一腳踹過來，一場架打下來，紙門就多了幾個洞，王渝的媽媽就忙著跟在後面拿紙重新糊門窗。妹妹小的時候被王渝打，等到妹妹長大了，就讓著王渝，王渝卻一直以為妹妹打不過她。後來，妹妹五年級了，開始長得人高馬大。王渝有一次又在吵架的時候動手打妹妹，妹妹就說，如果我數到三，妳還要動手，我就不客氣了。王渝哪裡把妹妹放在眼裡，妹妹數到三，她依然不罷休。於是，妹妹一拳打過來，打得王渝哇哇痛叫，才知道自己根本已經不是妹妹的對手了。
說起小時候的故事，王渝笑個不停，好像坐了時光列車，重新回到過去一樣。記得醫生詩人蔚藍說過，懷舊的人都是善良的。王渝就是這樣，每次你跟她談過去的時候，她都是講述好笑的事情，自己笑個不停，也讓聽者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愉悅。我想，王渝的人生也一定經歷過坎坷和悲傷，不然，她不可能有如此強大的樂觀心態。沒想到，她笑著說：「其實我的一生蠻幸運的。」
其實王渝也是經歷過感情上的沉重的。
王渝在重慶出生，父親在國民政府工作，小學時代在南京渡過。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掌管中國前夕，正在南京念小學的王渝隨父母遷往台灣。當時，與王渝家同住在一起的堂兄弟堂姐妹都選擇了留在大陸迎接解放，從此與王渝一家開始天各一方。在南京的那段童年生活以及她最喜歡的堂姐定英和五姨，都給王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讓她一直在心底的潛意識深處對大陸有一種特別的嚮往，對留在大陸的堂姐王定英、五姨巫寧慧和其他親戚也從來無法忘懷。說起她的五姨，王渝臉上充滿了溫情的笑意，說「我跟五姨特別好，常常跟著她。她連交男朋友都帶著我。」
關於這段記憶，王渝在她的散文〈南京，我一去不復返的童年〉裡寫過。其中有一段寫了他們離開南京前的混亂和悲傷：
這幾天我常傷心，特別是晚上躺在床上一個人悄悄落淚。我們班的同學越來越少，許多人都搬起家來；李國楨從上星期就沒來上課，連和我最要好的黃稻也跟我說，他們要搬回老家湖南去了。她說，湖南很遠，媽媽說要坐火車再換汽車，走上好幾天。我聽的直發楞。那麼我們以後怎麼再見面呢？她走了我同誰一起去上廁所？下課和誰玩呢？她說，我們兩個結拜姐妹，我們要一直寫信，等長大了再找到一起去。她送我一塊花手帕。她說，這是一個阿姨從上海買來的，我最喜歡了。我找不到送她的東西，就把頭上的紅色蝴蝶結形狀的髮夾取了下來送給她。黃稻給了我他們老家湖南的地址，她端端正正地寫在一張紙上。她的字真漂亮！跟她人一個樣，我怎麼也學不像。我拿了那張紙很發愁，不知放在哪裡才好我就像媽媽說的那樣又糊塗又亂七八糟。如果放在太秘密的地方，可能我自己會忘記。如果不放好，我又怕會弄丟掉。想來想去，我把它夾在我最喜歡的小人書《李三娘》裡面。這樣還是不能放心，我又用髮夾在我睡房的牆上刻下：湖南省萍鄉青石街十八號。
王渝也許沒有想到，這個地址留給她深刻的記憶和鄉愁，讓長大成人的她始終沒有忘記南京，她生長過的地方，也因為這個情節，讓她走上了與別人都不一樣的道路。幾十年後，當王渝寫下這段童年記憶的時候，她仍然清晰地記著她家曾經的住址。
（二）台北的年輕女詩人
到了台灣，王渝一家與大陸的親友都斷了聯繫，讓敏感的王渝內心沉甸甸地感傷。她想念她在南京時代的童年，她的家，她的親戚和五姨。一九六二年王渝到了紐約後，有一天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看到一份早期的《人民日報》，赫然看到她五姨巫寧慧的名字登在一篇文章裡。雖然那篇文章是批判文章，提到了二十八中右派分子巫寧慧，卻讓王渝心裡好一陣狂喜。時隔這麼多年，她終於又讀到她心愛的五姨的消息了。那時候，她對政治不感興趣，也不清楚五姨犯了什麼錯誤，為什麼被批判，但是得到五姨消息的喜悅讓她已經分外開心。
在台北上中學和大學的那些年裡，王渝對大陸的懷念和牽掛，讓她總是對隔海相望的大陸有著一份說不出來的情感。然而，這種感情卻讓王渝感到孤獨，因為沒有人能夠了解她內心的感傷，其他一起從大陸來的同學和朋友似乎都不能夠理解她的這種心情。王渝的好友，後來成為台灣著名女詩人的羅英與王渝同歲，也是一九四九年前隨家人到達台灣的外省人，但是她似乎對曾經生活過的大陸沒有什麼特別的留戀，也無法理解王渝內心的敏感。
當時，台灣實行白色恐怖和反共宣傳，一切來自大陸的文化藝術也因此都被禁止。然而，就是在這種說不出來的孤獨感中，王渝開始偷聽來自大陸的音樂《梁祝》，偷看禁書比如魯迅、錢鍾書、巴金等人的書籍。她這樣做的目的，不過是通過這些文人關於大陸的那些美妙文字，感受遙遠的大陸江南那種熟悉的味道，一撫她心內的想念和牽掛。對於大陸，王渝的懷舊已經超越了她的實際年齡，讓她的心理年齡格外成熟。
那個時代，對王渝影響至深的文人是被譽為「台灣的魯迅」的雜文家柏楊。柏楊的雜文讓家境生活優裕的王渝，初次了解到普通勞動階層的不同命運，然而真正讓她打開眼界，了解到社會上真實人生的，卻是她在校外結識的一幫寫詩的年輕朋友們。這批人都是文學界新冒出的一批軍系詩人，比如後來成為台灣著名詩人的商禽、楚戈、辛鬱、張拓蕪等。
關於這段時光，王渝這樣寫道：上世紀六○年代初，在台北，我剛開始寫現代詩就認識了秦松。還在上大學的王泉生和我竟跟一夥當大頭兵的商禽、楚戈、辛鬱、張拓蕪等成為莫逆之交。大頭兵是台灣對級別最低小兵的稱呼。我們肚子餓了就去秦松那裡，他會買一大堆肉包子來給我們吃。記得我出國留學前他們跟我喝酒，秦松頻頻嘆氣舉杯對我說：「我同情你。」他的意思是我獨自離開以後會很寂寞了。
從中興大學畢業後，王渝開始在台灣首屈一指的頂級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工作，結識後來成為她一生伴侶，台大政治系畢業的夏沛然。當時，夏沛然在近史所工作，專門研究口述歷史。王渝所在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是最早成立的，也最有名，裡面都是老研究員。他們看到王渝都說：「王小姐你來了，我們的平均年齡都可以降低點啦。」在史語所，王渝跟著名的人類學家高去尋先生一起工作。高去尋喜愛看武俠小說，王渝就給他找來了王度廬、梁羽生及古龍的武俠小說。古龍與王渝的朋友熟識，因為他姓熊，所以外號叫熊大頭。據說他當時寫武俠小說的時候，把不喜歡或者得罪他的女生名字都寫到小說裡，然後被各位俠客高手打死。
六○年代初期台灣的教育政策鼓勵青年去美國深造，加上很多美國大專院校都給予台灣留學生很多的獎學金，因此台灣很多大學生都嚮往去美國讀書，流行著「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口號。
然而當時，去美國對年輕的王渝來說，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她父親在台大做主任秘書，家境優渥，生活舒適，因此，王渝並沒有強烈的去美國讀書的念頭。然而，她的先生夏沛然卻不然，去美國似乎是當時的他最好的選擇。因為夏沛然的父親夏濤聲是台灣著名的民主黨派人士，曾創辦半月刊《民主潮》宣傳民主思想。他與《自由中國》雜誌社社長雷震以及發行人胡適關係密切。後來，因為雷震等成立新黨，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被當局以「反共國策」等罪名判刑入獄十年。夏濤聲與胡適等四十八名社會學界名流上書蔣介石要求釋放雷震不遂，便辭去所有公職而隱居。在這種情況下，台大政治系畢業的高材生夏沛然未來最好的命運似乎就是去美國深造，遠離台灣的政界。
三、王渝的留學時代——美國
（一）獲獎的論文
一九六二年，王渝與夏沛然兩人，一個通過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的全獎，一個通過哥倫比亞大學的全獎，從台灣來紐約深造。
說到王渝的這個獎學金，也有一個背後的故事。王渝自認為她從小學習不好，因此考大學時，報考的也是「土地行政系」這樣的偏科。王渝的父親曾經是大陸設計委員會的會員，家裡有很多關於大陸土地的秘密資料。王渝經常偷偷摸摸地看這些資料，因此了解了很多其他同學都不了解的事情。
大學畢業寫論文的時候，王渝居然寫了一篇〈收復大陸以後的土地政策〉，並獲得教授的賞識，將這篇論文推薦到台灣土地銀行贊助的一個大獎參賽，王渝卻渾然不知。有一天，她上學路上碰到一個寫詩的好友徐松梅，她看到王渝後就問：「妳知道不知道我們學校是否另外還有一個王渝？」王渝說：「有啊，有個同名同姓的高班學生也叫王渝，不過那個在台中啊。」好友大驚小怪地說：「不對啊，怎麼有一個叫王渝的得了一個論文大獎！」王渝這時才知道自己的論文獲得了土地銀行的頭獎，還拿到了很多獎金。
雖然，王渝對這個獎項並不以為然，甚至有點糊里糊塗，但後來卻在她申請美國大學的時候，因為這個獎給了她夢寐以求的全額獎學金，讓她得以到美國紐約留學。
（二）營救柏楊
一九六二年的美國，正處於美國最年輕的總統甘迺迪當政的第二年。那時，越戰進入了第五個年頭，美國與蘇聯代表的兩大陣營的冷戰正在加劇，約翰格倫（John Herschel Glenn Jr.）成為第一個繞地球軌道運行的美國人，美國家庭汽車銷售達到新高。在這個大背景下，世界頂級大都市紐約充滿了朝氣蓬勃的氣場。六○年代的紐約處於一個不同凡響的改變時代，移民從全球各地開始湧向紐約，富人和中產階級白人家庭紛紛搬往富饒靜寂的紐約郊區，從下城格林威治村的藝術大本營，橫跨中城奢華的麥迪遜大道，到上城黑人平民充斥的哈林區，紐約市步入一個多元的多種族和多文化時期，呈現出與其他世界大都市都大相徑庭的狀態。
這樣的紐約對王渝充滿了吸引力，她如魚得水，一下子就愛上了這個充滿活力、自由自在的都市。王渝覺得那個時候的紐約就像一個打開她視野的窗口，讓她看到了一個多元的文化藝術世界。曼哈頓遍地的藝術博物館提供了藝術的最新訊息，街頭表演藝術家們和牆上的各種壁畫塗鴉讓人看到了新藝術的崛起。藝術給所有人一個平等的機會，讓大家可以自由自在地創新。
正是在美國，機遇讓王渝從一個不問政治的詩人，變成了一個台灣異見人士，成為被台灣當局列入黑名單的政治人物之一。第一個把王渝拖入政治洪流的人物，就是她曾有過一面之緣的柏楊。柏楊曾被譽為台灣的魯迅，專門在報紙雜誌專欄裡撰寫揭示台灣貧苦階層的生活，諷刺時政的雜文。一九六八年，柏楊因為翻譯美國漫畫《大力水手》（Popeye the Sailor）時候諷刺了蔣介石，被冠以「共產黨間諜」及「打擊國家領導中心」兩項罪名而被逮捕入獄。柏楊被捕在台灣國內外掀起了軒然大波。台灣海外留學生紛紛表示支持柏楊，展開了集體援救柏楊的運動。
（三）因保釣有家不能歸
王渝在台灣的時候，對政治並不關心，然而柏楊案事件卻讓她初次正視到了五、六○年代國民黨獨裁時期籠罩台灣的白色恐怖。國民黨一九四九年撤退到台灣後，依靠著美國的援助以及帶去的九十一萬外省人中的精英，開始了經濟改革和發展。蔣介石實施了政經分離的政策，在政治上實施白色恐怖以確保獨裁統治，在經濟上則全力發展各項基礎建設。雖然，一黨專權的獨裁統治，使很多異見人士受到了迫害和打擊，卻為台灣社會創造了一個發展經濟的穩定環境。直到一九七五年蔣介石去世以後，台灣政治才開始解禁。一九六八年，著名專欄作家柏楊因為「大力水手事件」被判刑二十年，標誌著台灣的威權統治達到頂峰。
王渝與柏楊曾有一面之緣。當初，王渝在台北市一女中讀初中的時候，曾經與同學共同主辦校刊，同學的初中老師就是柏楊。因此，同學推薦她去見柏楊。王渝是柏楊的粉絲，讀過很多他針對時政、替弱勢群體發聲的雜文，對他很敬重。柏楊和王渝她們見面以後，給校刊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看法，還親自擬定了一整套方案。柏楊的熱情和淳樸給王渝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得知柏楊入獄的消息，王渝震驚之餘充滿了對台灣當局「文字獄」的不滿。她和夏沛然參與了台灣留學生集體支持救援柏楊的行動，並用他們最擅長的方式，藉由寫文章來揭示柏楊的冤情，呼籲台灣留學生一起來救助柏楊。透過在台灣和香港的刊物上撰寫支持柏楊的文章，王渝認識了西屋的副總工程師孫觀漢。孫觀漢通過多年來與柏楊通信成為好友，因此，一直在海外呼籲救援柏楊。王渝和他一起撰寫編輯了包括柏楊在法庭上為自己陳述部分的《柏楊的冤獄》這本書，由香港文藝出版社出版。
柏楊之後，王渝和夏沛然又陸續撰寫文章支持其他台灣異見分子如李敖和蘇東啟。從此，他們夫妻開始走上一條支持台灣異見知識分子，積極參與保釣運動以及「一個中國」的不歸路，也因此上了台灣政府的黑名單，被禁止回台灣，直到一九八六年台灣解除黨禁和報禁之後，才被容許重新回台。
（四）《兒童月刊》創始人
一九六八年正是美國歷史上最動蕩的一年，越戰正酣，反戰浪潮也開始高漲，繼約翰．甘迺迪總統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被刺後，他的弟弟，那年作為呼聲最高的總統候選人的羅伯．甘迺迪（Robert Kennedy）也被刺殺。正如越南退伍軍人和歷史學家馬克．萊普森（Marc Leepson）所說：「這是夾在愛之夏與伍德斯托克（Woodstock）之夏中間的一年，有些男人蓄髮成嬉皮，有些男人應徵入伍參加越戰，這個國家被嚴重分裂成鷹派和鴿派。」一九六八年的美國社會，風起雲湧的改變風潮也影響著王渝與成千上百的台灣在美留學生。那年，夏沛然得到Ford獎學金去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王渝也跟著先生離開了她摯愛的紐約去芝加哥工作。雖然王渝從來都沒有喜歡過芝加哥，但在那裡，她認識了讀物理的林孝信，從而改變了她的世界觀與人生觀。
林孝信是來自台灣的留學生。他一九五九年於建國中學畢業之後被保送台灣大學化學系，後來自己轉系到他更感興趣的物理系。從建中到台大物理系，林孝信經常苦於找不到簡明扼要的科學普及書刊。到了大學能讀原文書之後，林孝信和同學就在當時的《台灣新生報》創辦了《中學生科學週刊》。一九六六年林孝信台大畢業，服役後前往美國留學，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就是在芝加哥，林孝信遇到了王渝，說服她來與他一起籌辦《科學月刊》。林孝信認為搞政治不如搞科學，因為他覺得台灣作為一個島國，缺少對世界及社會的正確認識，而培養這種正確的認識就要普及科學教育，更不是搞政治這樣治本不治根的方式。王渝被林孝信說服了，她成為了《科學月刊》的文宣和修辭編輯，用筆名寫了文章刊登在台灣和香港的報紙上。
關於這段影響王渝人生至深的事情，王渝這樣寫道：
一九六八年，沛然轉學到芝加哥大學，到了那裡，我們很快就和林孝信相識相知成了好朋友。於是我們都順理成章地參與了《科學月刊》的籌備工作。我只記得我們常常開會，永遠有討論不完的問題，當然也有吵不完的架。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並沒有忘記工作，通過油印的工作通報建立了聯絡網，美國各地的朋友越來越多地參與討論，並就各自的專門知識撰寫文稿，準備在未來的月刊上發表。
創辦《科學月刊》的宗旨，是由於非常不滿台灣教育注重背誦、以應付考試為主的做法。所以在推廣科普教育的同時，更希望能培養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
一九七○年一月《科學月刊》在台北創刊。但是在這之前，一九六九年九月我們先出了第零期。那是實驗版，向我們未來的讀者展示，我們將要創辦的是怎樣一份刊物。這個做法恐怕是個創舉。……認識林孝信的人，大約都領教過他的一項特殊能力，那就是找工作給你做。像我這般不科學的人，他派給我一份頭銜美妙的工作──修辭編輯。而事實上他是用我作為測試。凡是王渝看得懂的就是符合科普標準的文稿。
當初，創辦《科學月刊》所需要的費用都是由大批台灣留學生捐助，每人捐十塊或二十塊美金，積少成多而辦成了這個改變很多人一生的期刊。這給了王渝另一個觸動，那就是為什麼不利用她所學的兒童教育知識，辦一個為兒童普及科學知識和文化知識的《兒童月刊》呢？於是，王渝開始為《兒童月刊》的創立舉辦捐獻活動。當時，她沒錢買飛機票到處跑，於是她的捐獻人就買機票讓她到處去進行捐助演講。
她第一次去愛荷華大學演講時自我感覺良好，但台灣知名作家聶華苓卻私下跟她說：「妳說話太糟糕了，哪裡像演講，簡直像訓人。」於是，她指導王渝如何說話，讓王渝獲益匪淺。其實，聶華苓是王渝的大學英文老師，一向嚴厲。而王渝一方面自覺英文不好，另一方面從中學時代就仰慕聶華苓，因此她每次上課總是找個角落躲起來，這樣她認識聶華苓，但聶華苓卻不認識她。聶華苓的教導使得王渝受益匪淺，也忘了聶華苓曾是大學英文老師的事，此後一直稱呼她為「華苓姐」。
一九七二年五月，《兒童月刊》正式創辦，特別鼓勵孩子創作，用很大的篇幅刊載他們的作品，諸如圖畫、連環圖、勞作、作文和詩。
四、《華僑日報》副刊主編——紐約
（一）不同凡響的副刊主編
一九七五年，夏沛然得到聯合國翻譯的職位，從芝加哥回到紐約，王渝也跟著先生搬回了她喜愛的紐約，在位於東百老匯街的中文報紙《美洲華僑日報》擔任副刊主編，開始了她廣交文壇名家，發掘文人的時代。
當時的《華僑日報》可謂編輯人才濟濟，除了王渝這個「台灣女詩人」之外，影視版由後來成為香港大導演的徐克主編。那個時期，報紙的文章大都是由美國當地的華人投稿，水平參差不齊，副刊的水準就更差勁了。王渝於是向周邊好友約稿，連續刊登台灣作家陳若曦的長篇連載以及劉大任的短篇小說。陳若曦作為一個親身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台灣作家，出版了揭露文革的長篇小說《尹縣長》，引起轟動而飽受爭議；而劉大任則是保釣運動的中堅分子，與王渝一樣因為保釣而上了台灣政府的黑名單，致使無法回台。作為作家，這兩位都是以記錄周邊歷史，勇於講出內心真話而出名，王渝選擇這兩個台灣作家為副刊寫稿，也反映了王渝本人的內心世界。她從來都不為政治所動，而是為人性所觸動，凡是真情實意的作品，她都給予強力的推薦和支持。
隨著這些頗受爭議的文壇實力派作家的出手，副刊版面的質量和水準不斷提高，讀者越來越多，整個版面都煥然一新。被人們稱為海外《人民日報》的《華僑日報》一直積極報導新中國的消息，包括當時轟烈進行的各種政治運動。作為保釣運動的成員以及反對台灣在政治和文化上實行白色恐怖的中堅分子，王渝也對中國大陸的關注從在台灣時期的潛在變成了美國時期的直接。她期望有一天回到中國大地去親身感受一下時代變革的風潮。最主要的是，她想回大陸找到並看望她一直想念的堂姐定英和五姨以及其他的親戚朋友。自從來美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的《人民日報》上看到五姨巫寧慧的名字，王渝就心心念念地一直想回去找到她。
（二）見到舅舅巫寧坤
一九七五年，《美洲華僑日報》編輯部成員受到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的邀請，安排他們前往中國參觀訪問兼採訪。王渝一到大陸，就開始尋找她的五姨巫寧慧、堂姐王定英、舅舅巫寧坤和表妹巫一毛。
初次回到出生地的王渝，看到一九七五年的中國大陸仍然處於一片政治蕭瑟的灰藍色海洋時，心裡就咯噔一下。她沒有想到，一心嚮往的祖國並沒有如同她想像般「陽光燦爛的天空下飄揚著紅旗和笑臉」的理想王國，卻竟然如同她所讀到的小說《一九八四》裡描述的場景，讓她心裡不禁充滿不寒而慄的失望。
在上海，王渝見到了從未謀面的表妹巫一毛。當他得知一毛為了來上海見她，從頭到腳穿的衣服都是特意借來時，馬上帶著一毛到上海的百貨商場買新衣服。隨後，王渝一家坐火車從上海出發去蕪湖看望舅舅巫寧坤。他們穿過車站的人山人海，到了自己的車廂才發現，給他們坐的那節車廂居然是空的，成為只有他們一家人的包廂。坐在空蕩蕩的車廂裡，想著整輛人滿為患的列車裡面人擠人的情景，王渝被這種隔離式的特權感到不安，一路都如坐针毡。
火車到達時，王渝被接待的單位和革委會領導包圍著，她遠遠就看到人群後面有一個小老頭滿臉謙卑地給各位領導們遞煙。後來。她才知道這個小老頭就是她多年未見的舅舅。走進巫寧坤家裡一看，兩房一廳的居室雖然簡陋，但卻乾淨整潔，讓王渝感到意外。她見過很多中國人當時擁擠不堪、雜亂無章的簡陋住宅，不禁詫異舅舅居然生活的比普通人好。等到接待的領導都走了之後，舅舅才跟王渝說，他是沾了王渝這個海外親戚的光，頭天晚上才搬進這套新分給他的公寓。舅舅後來還告訴王渝，他多年不漲的工資也因此給漲了三十元。這段真實的經歷，後來讓巫寧坤寫到他那本被翻譯成多國語言的英文自傳《一滴淚》之中。
這次的大陸之行讓王渝感到心裡很不是滋味，自從離開台灣到了美國，她一直站在左派台灣留學生的這一邊，心裡嚮往著祖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宏偉運動。然而，真的來祖國後，所見情景卻與她心目中的想像相差十萬八千里，讓她在失望之餘開始質疑自己一直以來的信仰。知識分子特有的反思和敏銳，以及王渝一向自由自在的個性，開始讓她關注並接觸中國的知識文人，那些曾經用文字和思想震撼她內心的作家如沈從文、巴金和錢鍾書等。
（三）與沈從文的莫逆之交
王渝之後的大陸行，也讓她通過舅舅的朋友見到了她仰慕已久的沈從文、巴金和錢鍾書。她與沈從文、巴金一見如故，彷彿是前世的緣分，她感覺與他們在精神上近在咫尺，尤其是沈從文。一九七九年王渝初次在北京沈從文的家探訪老作家，讓她印象深刻的同時，內心備感深重。她後來寫道：
那天很熱，沈老伯與伯母熱情地招待我們，跟我們聊天，我整個人卻像結了冰，從頭頂冷到腳尖。從小我們在台北就從書本讀到過「北平」，也知道巴金、沈從文這些名字，甚至偷偷讀過他們的作品，但當我真的置身於叫北京的「北平」，坐在沈從文真身旁邊，倒有些不敢相信這竟是真實人生。在縱橫的斷層與分裂之間，我迷失太久，失路歸來的人聽著自己的腳步聲都恍若前塵。沈老伯絮絮地談著歷代的扇子、雜技、布帛和服飾，我努力使自己聽覺以外的感覺一律關閉，否則，僅僅因為他老人家絕口不提文學這事，就叫我的心一寸一寸碎裂。
做人單純的王渝也有深藏不露的一面，不管做人還是寫文章，她都是在微笑與謙遜的談吐之間，在看似風輕雲淡的文字描述之中，讓自己的觀點和思想暗流湧動。她筆下記錄的沈從文，讓我感到一種時代悲歌造成的深刻感傷。多年後，在此談到初次拜訪沈從文的事情，王渝仍然處於一種情緒之中，她說沈從文家裡能坐的只有一把椅子，跟她談話從始至終，一直不談文學，也不談創作，只是談絲綢。王渝從沈從文家裡出來的時候，心裡難過異常，禁不住淚流滿面。
王渝回到紐約之後，收到了沈從文的一份來信，才知道沈從文其實心裡明白的很，有著自己鮮明的看法。信中，沈從文說：
最近九大院校廿多位『現代文學』教師，合編了一本《現代中國文學史》教材，竟沒有一個人認真讀過我的作品。小目上就沒有我姓名。即此可知「一面倒」的教師，一切都照解放以來的「權威批評家」定的基調作去，可說實已全面成功。雖然上面近來曾提出過「五四以來現代中國文學史，應當把作品成就放在主要位置上，不宜當成現代政治去著筆」，但能燒的已經燒盡了，為省事計，教材照舊作去，還是一種必然合理趨勢。也比較保險。「先內後外」，是不至於犯大錯誤的。所以新編的教材，指定由一個教師，隨便把我的作品翻看了二三本，即下個「判決書」方式，放我在蕭軍、蕭紅、蔣牧良之間，可謂不倫不類到可笑程度。由他們作來，倒像是十分認真的。說不上三句好話，末了還是否定。並不是意外事。我倒覺得這些三四十歲大學教師，值得同情。雖無知，卻有功，因為堅守原則，而尊重「正統師承」，在國內說來，是應當得獎的。至於國際方面的情況，滿可以付之不理。不然，把一些「官大作品少」的人無從安排。照國內習慣，作家似乎是排了等級一、二、三、四，不會錯的。學校內部即或已容許有研究生不必按程序、許可找些不同作家和作品進行自由研究工作，但結論可絕不會使原定的次序打亂推翻。我倒總為這些好事者擔一分心，怕他們因為閱讀我那些四十年前、不受任何拘束產生、早被「否定」的作品，不知忌諱，說幾句什麼「公道話」，終於被排除學校，而把飯碗打破，心中經常抱著不安！在寫作中我得到的好處，早已超過應當得到的甚多。「虛名過實，易致意外災星。」其所以即早改業，也即免作「絆腳石」意思。
五、王渝風雲變幻的時代——紐約與大陸之間
我是長在重慶的南京人，地人說我是外地人：回到南京後南京人說我是川娃子：後來我去台灣，我又變成了外省人：來了美國後成了外國人，等我回到中國，我成了華僑。
王渝
（一）大陸文人的伯樂
從中國回到紐約後，王渝被大陸文人們的特殊經歷深深震撼和感動。她開始向大陸作家和詩人們約稿，刊登在《華僑日報》副刊上，讓他們的想法被海外人們聽到。由於《華僑日報》一度被稱為「海外《人民日報》」，可以在大陸發行，因此，王渝逐漸也接到中國國內文藝青年的投稿。從這些投稿中，王渝慧眼識珠地選擇首發了許多前衛的作品，比如王蒙早期意識流小說《風箏飄帶》、《春之聲》等與徐星的小說《無主題變奏》。作為中國第一批意識流小說的實踐者，王蒙和徐星的小說都是《華僑日報》副刊上首發的，後來他們兩人的小說都被譽為開創了中國當代意識流小說先河的作品，轟動八○年代的中國文壇。
八○年代是中國文學與詩歌走上反思、改變和創新的最熱火朝天的時代，出現了朦朧詩與星星畫展等和以往藝術與文學截然不同的潮流和事件。中國年輕的知識分子試圖擺脫多年政治運動的思想束縛，第一次從人性的角度抒發內心的想法和情愫，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在這樣一個與眾不同的時代，王渝因工作需要，而不斷回到大陸廣泛接觸各界文人，並與很多走在時代前端的中國年輕藝術家和詩人結成了無話不談的好友。她不斷以筆名在海外的各種報刊雜誌上，撰文介紹中國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和其作品。可以說，這些人最終在港台文壇上嶄露頭角，都與王渝最初的深度報導和採訪分不開。
八○年代初期，《華僑日報》在中國國內各地都有送報，所以看到報紙的人就來投稿。一位叫做桑曄的文人通過投稿副刊認識了王渝。王渝覺得桑曄的文章寫得很好，思維也很縝密，因此就與他開始通訊，並在北京見面。桑曄提議做一個一百位北京人的口述歷史，講述他們所經歷的歷史和人生的變遷，以此反映一個時代的縮影。王渝覺得這個主意很棒，就帶了傻瓜相機和錄音機回中國見桑曄，讓他開始做這件事。
桑曄苦於自己無名，決定找一個有名氣的作家聯手做這件事。正好，王渝那時候認識了當紅的女作家張辛欣，便邀請張辛欣一起來做這本書。他們兩人於一九八四年開始創作，一九八五年初完成，取名為《北京人——一百個普通中國人的自敘》，同時在《收穫》等五個文學期刊推出，好評如潮，引起轟動。這本書後來被翻譯成八種文字，在國外出版，贏得了很大的文學聲譽。如果說《北京人》如同第一個火星，開創了中國文壇的紀實文學熱，那最初點燃這個火星的人就是王渝。
八○年代末期，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藝術家和詩人都來到了紐約，如嚴力、查建英等。很快，他們都開始為《華僑日報》副刊投稿，成為主編王渝的座上客。作為《華僑日報》副刊的主編，王渝把一個嚴肅保守的左派報紙副刊辦得生動有趣，在中港台三地的作家中開始聞名遐邇。很多人也許未必知道《華僑日報》報紙的內容，但沒有人不知道副刊和副刊主編王渝的。八○年代中國大陸的許多作家、詩人和畫家都聽說過紐約王渝的名字，有的人甚至說，到了紐約就去找王渝，她一定會幫你的，可見王渝為人的熱忱已經是名聲遠播。
（二）第一個發表木心文章的人
隨著時光流逝，《美洲華僑日報》副刊由於王渝這個主編的眼光和約稿，以及對大陸文人的提拔和推薦，辦得越來越前衛，成為中港台三地青年文人自由發表作品的最佳園地。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王渝結識了第一批從中國到美國來開創天地的青年詩人、畫家和藝術家們，其中一個最為大家熟知的就是後來成為文學大家的木心。
王渝說她初次讀到木心的投稿時，馬上就被他看似隨意但卻獨特的文字吸引住了。王渝看過太多大陸文人的投稿，對當時大陸文體一目了然。然而，從木心文字上看，他似乎不像一個來自大陸、經受過革命思想或者文字訓練過的文人。木心宛如一個時光膠囊，將他的文字全部封閉在他成長時代的民國時期，讓一直傾慕於民國時期文人的王渝讀到之後，就像喝了一杯醇厚濃郁的咖啡那樣，精神為之一振，耳目也跟著一新。
王渝初次見到木心，是在曼哈頓下城的一家咖啡館裡。當時報社給了她一筆交際費，用來請作家喝咖啡吃飯，於是，王渝就邀木心在報社附近的咖啡館見面。一九八三年時，木心已經五十六歲，卻打扮得非常儒雅精緻，讓人眼前一亮。王渝感覺木心好像從民國時代穿越而來，有著民國時期文人的那種洋派，很愛美也很注重細節，精緻的甚至給人一點同性戀的味道。跟木心談話，王渝馬上就覺察出木心讀書很多，從傳統中國文學到西方文學，涉獵廣泛。他們那天的聊天，並未曾涉及到木心在文革中遭受的苦難，木心不說，王渝也不問，
木心作品中最特別之處，是對在大陸過往的經驗，他永遠採取高高在上的姿態，不是不顧，而是不肯流於輕率的訴苦和責難。從他的作品中看不到他經歷過的種種，他對造成苦難的當事者只有蔑視。他若訴苦，那可是太抬舉他們了。他以精心保持的自我，以豐美的風采面對不屑的遭遇。他和大陸那時流行過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後來一窩蜂的魔幻加重回鄉土的現實主義文學都不相干，徑自執著於他自己的創作道路，建築他自己的文學王國。他能夠這樣做，是因為底氣豐厚，當然這些都和他的經歷、秉性和淵博有關，以至於創作時筆鋒得以自在地遊走古今中外，並且熔鑄成獨有的感受與風格，筆下遂體現出通達的睿智和氣度開闊的兼容。通達如是，他便能將禪宗、釋家、道家，基督家都融匯並立，探討生命，關照智慧。●注1
王渝覺得木心從為人打扮到文字的精巧都非常特別，便在副刊上發表了木心的散文〈街頭三女人〉。這篇作品在《美洲華僑日報》副刊上發表之後，被陳丹青意外讀到，從此開始了他們倆的交往和友誼。
王渝建議木心：
投稿給台北《聯合報》瘂弦主編的副刊。我向他保證：他的作品正是瘂弦在等待著的。雖然瘂弦和我是好朋友，但是我工作的《美洲華僑日報》是一九三九年「美洲華僑洗衣館聯合會」在中共地下黨人唐明照、冀朝鑄等人支助下而創辦。在這樣的左派報社工作，我不敢給台灣的朋友惹麻煩，和瘂弦久已不通音信。但是紐約的華人讀者到底太少，我為木心的作品感到委屈，希望更多人讀到。當時的情況下，只有選擇台灣了。●注2
說到木心，王渝提到他是一個儒雅好看的人，當時他剛來美國不久，經濟狀況不是很好，但自己從來不說。他就是那樣一個永遠說不出自己內心需求的人。比如，木心在哈默畫廊展覽看到陳逸飛的作品都可以來展，就覺得自己的作品肯定沒問題。他想找哈默去毛遂自薦，但到了哈默畫廊卻只是轉了幾圈又走了，因為他說不出口。陳丹青認識木心後，便一心一意地幫他，一點都沒有文人相輕，反而是文人相濟。說到陳丹青幫助木心的往事，王渝忍不住再次稱讚：「陳丹青這個人真好。」
尾聲——你的生命是圓形的口哨
（一）中國人權十五年
回看王渝的一生，她從來都不是一個有政治預謀和野心的人，甚至，她自己也一直說，她不是一個對政治感興趣的人。但是，就是這個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人，卻不斷被政治捲進是非圈裡。
剛來美國的時候，她因為支持柏楊、參加了台灣留學生的保釣運動，第一次被捲入政治運動中去，上了台灣的黑名單，十多年都不能自由回台灣看母親。她是一個內心正直的善良人，總是想幫助那些陷入困境的作家朋友，甚至陌生文人，即便這種幫助可能把她拉下去，她也在所不惜。
因為台灣五○年代反共高壓政策形成文壇上的白色恐怖，使得她非常嚮往中國大陸，如同她嚮往在魯迅、巴金和沈從文禁書中讀到的故鄉，認為那才是她內心的理想王國。然而，一九七五年真的回了大陸之後，她看到到處都是灰黑藍色的海洋，統一的宣傳口徑，以及親眼目睹自己的親戚在政治運動中的痛苦遭遇帶來的撕裂，她心裡的理想王國夢徹底破碎了。於是，她利用《美洲華僑日報》副刊主編的職位，幫助了很多她欣賞的作家和文人，讓他們在中國國內無緣發出的文章發表在副刊上。她沒什麼目的，內心很單純，就是想給予幫助。因此，她幫助了很多在政治上有爭議的作家，幫助他們到美國來遊學，做交換學者的同時寫書。
一九七八年，王渝去北京，正好碰上「西單民主牆」事件和「北京之春」，於是她就在西單那裡看大字報，看到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一文，很受震動。王渝自己是個作家，自然懂得文人內心的波瀾壯闊之情。她便連夜跑回去買地下刊物《探索》。王渝一口氣買了二十本《探索》，帶到香港，交給了當時香港頗具影響力的中文雜誌《九十年代》的創辦人兼主編李怡。李怡馬上請王渝和先生夏沛然就這件事撰寫文章，於是，王渝和夏沛然根據手上的資料，詳盡撰寫了「北京之春」與魏京生案子的始末。一九九七年，魏京生結束十八年的囚禁，流亡美國，已經在中國人權組織工作的王渝前往接待，首次見到她曾經寫過的魏京生。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美洲華僑日報》因如實報導事件真相而被迫關門，王渝與編輯部的成員集體辭職。她離開《美洲華僑日報》後到國際性非政府組織「中國人權組織」（HRIC）拿著低薪，有時甚至免費工作了十五年。對王渝來說，人權就是人與生具有的權利，跟政治無關，但卻與文學交織。因為她在與多位相識的大陸作家，像劉賓雁、劉心武和張潔等人的對談中，發現很多問題都是大陸不重視人權，甚至將人權與政治掛鉤的結果。一個很普通的人，可以因為揭發某一件事情就會遭到打擊，失去人權。而這些人自己往往都不知道自己的人權受到損害。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王渝的一生是被文學和人權交織的一生。她的悲天憫人，讓她充滿了對他人關懷的同理心，也讓她一輩子都是在幫人的過程中享受到終極的快樂。
雖然，在「中國人權」的十五年，是王渝人生中一段開心的歲月，但後期因為對「中國人權」某些負責人的行為感到失望，王渝提出辭呈。雖然，王渝當時的內心極為傷感、痛楚，但她還是如一貫的光明磊落，毫不掩飾她的真實想法。此後的王渝，真正地過上了她最熱愛的作家和詩人的寫作生涯，她在文學刊物《今天》擔任編輯，為兩岸三地的報紙雜誌撰寫專欄。雖然，她從來沒有放下過手中的筆，但一直以來，工作上的需求使得她無法專注地寫作。如今，退休了的王渝開始擔任各種華語文化活動的評委、編輯和嘉賓，撰寫專欄和評論文章，忙得不亦樂乎。
（二）幽默人生的作家
王渝彷彿是一個站在宇宙人生十字路口的風向標，任憑時代的不停變換，縱觀著歷史挾裹著人生從她的身邊走過，冷眼旁觀著那些叱吒風雲的時代人物，與自己志同道合、有著命運緣分的人們熱情相擁。隨便從她的視角順手摘取幾個人物拿來聊聊，便馬上能感受到這些個人物的各種軼事和趣事，以及來自他們時代的各種思想衝擊。
我跟王渝聊了過往的許多人，比如我們都熟悉的嚴力。王渝說，她初次見到來自中國的詩人嚴力時，就覺得他是大帥哥一名。王渝從來都是喜歡帥哥的，尤其才情了得的那種。比如，她一直跟所有的人說，她覺得北島很「好看」，搞得中國一大批風流倜儻的詩人和藝術家都覺得王渝眼睛有問題，多少年來一直拿這件事當王渝的笑談。最初讀到嚴力的詩歌，王渝就很喜歡，約他到副刊編輯部見面。年輕瘦高的嚴力生龍活虎地一走進編輯部，所有女編輯的眼睛就跟著他轉。有一次，嚴力梳著一個奇形怪狀的龐克頭來編輯部，見者都大吃一驚。
王渝在副刊上刊登了嚴力許多的詩歌，編輯部的一個男編輯說王渝肯定喜歡嚴力，所以才發嚴力的詩。而那個編輯喜歡發來自大陸的年輕作家查建英的稿件，王渝就嘲笑他說他是因為查建英長得漂亮才頻繁發表她的作品的。回想起那個時代，王渝的眼睛開始發亮，好像重新又回到了過去一樣。我想，當時看到大帥哥嚴力時的王渝，大概就是用這樣的眼神追蹤著他穿過辦公室空間的。
與王渝見面的次數多了，我越來越了解王渝，更加感覺到她的淳樸可愛。有一次，她說要邀請我和洪君植到餐館吃飯。於是，我們一行人相約與她在法拉盛的喜來登餐廳見面。等大家落坐之後，不見王渝的面，打電話給她，她才慌慌張張地說我馬上就來。原來，她在圖書館聽宣樹錚的講座，打算講完之後把宣樹錚也一同拉來。後來，她自嘲地說：「也好，宣樹錚不吃午餐，來了也是坐在那兒看我們吃。」
王渝跟大家鄭重宣布請我和洪君植吃飯的原因，是我和洪君植有次去王渝家，她準備好晚飯給我們端上來，原來是冰箱裡的凍餃子。我吃了一口覺得餃子已經哈喇了，就放在一邊不吃了。洪君植也推說自己不餓，也只吃了一個餃子。我們把這事都忘了，王渝卻說：「他們那天餃子也沒吃就沉默地離開了，好久都沒有再跟我聯繫。」後來還是先生夏沛然跟她說，那些餃子恐怕放在冰箱好幾年了。於是，王渝便請我們出來吃飯彌補她那次的虧欠。我跟洪君植聽了，兩人面面相覷，不知道說什麼。你說王渝「馬大哈」吧，她卻有著極為細緻入微的一面，直覺上比我們當事人還敏感。
很多作家、詩人和畫家撰寫的文章中，你可以不斷看到另類的、招人愛的王渝。在這些篇章裡，畫家沈忱寫的王渝最生動。他寫道：
在紐約華人文化圈裡王渝算得上是沙場老將，卻少有當家人的架勢。她善良幾近單純，健忘也那麼幽默，我們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老朋友。她的兒子剛上大學，請她寄了幾本書。兒子收到郵件，從裡面取出來的，是兩包已經發霉的麥當勞漢堡包。那年我和夫人在巴黎去畢加索博物館，排隊拐彎剛要踏進大門，突然被熟悉而又久違的呼聲絆住了，扭頭一看，顛顛匆匆的王渝急步向我們走來，笑瞇瞇的，紅光滿面，酒氣襲人。我愣了一下，說王渝你真行大白天喝得醉醺醺的跑這兒乾嘛來啦。「我來看畢加索啊，之前無意喝了點兒剩酒。」我進得館裡望著《鬥牛士》，琢磨來琢磨去，這才覺得王渝厲害啊，要不喝點兒，還真不容易看畢加索。
我覺得這個王渝才是我認識的王渝，那個自然、可愛、善良到單純和搞笑的王渝，她的一生都不為權力和名利所動，為了熱愛的文學和詩歌一直都在提攜新人，也一直筆耕不輟。我覺得，王渝的人生時空正如她寫過的一首詩歌《門外的人》所形容：……你以前有你／你以後有你／你的生命是圓形的口哨／腳步的回聲百年後響起。
注釋
1.2.王渝，〈木心印象〉（二○一三年）。